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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英杰互联网的中国特质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5:04:55 阅读: 来源:涡流泵厂家

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发布的最新统计,截至去年底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.1亿人,居世界第二。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,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讨论。

互联网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?这似乎是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。人们看到,网络时而展示其理性一面,时而又让人看到非理性的面孔。比如,人们既可以在“山西黑窑工”一案中,看到一股以社会正义为诉求的力量正在生长;而在“铜须门”等事件中,某些网民的言论又让人深感担忧。当然,谁也不知道那些为正义而鼓呼的人群,是否也会出现在“网络暴力”的现场。

如何才能为历史并不悠长、影响必将深远的中文网络刻画一幅真实素描?简单讲,我的看法是,国内互联网既存在不因国度、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共性,却又有着独特的“中国特质”。

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在《社会学》一书中,描述了互联网对社会互动的影响。大意是说,网络世界既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类型的形成,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网络,另一方面却可能强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,削弱社会生活的结构。一言以蔽之,网络在颠覆传统社会生活结构的同时,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类型。这一点,可以视作社会学视野下,互联网的共性所在。

但要看到的是,正如中国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,具有一些非常不同的地方,中文互联网也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质:

首先,在公众表达渠道不畅通的状况下,网络成为非常重要的舆论平台。可以看到,中国公众利用网络表达意见的热情,实属世界罕见。

其次,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,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念冲突十分激烈。在网上,最为激进的价值理念抑或极端保守的道德观,都可以赢得部分网民的欢呼。多种价值观同时并存于中文论坛,成为中文互联网一大奇观。

第三,作为全球化的“文化弱势群体”,公众对全球化的迎合或抵制情绪,同样见诸中文网络。特别是近年来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,可以视作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一种本能回应,同时也是对于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一种价值认同。

可以说,这三大特质构成了中文网络貌似“一边是魔鬼一边是天使”的外表,并决定了网络价值冲突的基本类型。比如,以推动政治文明为诉求的价值冲突(“孙志刚事件”、“佘祥林案”);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冲突(“铜须门事件”、“陈易卖身救母事件”),等等。

国内互联网呈现出来的“混乱局面”,令部分知识精英忧心忡忡。而实际上,将上面提到的案例放入“现代性”的视域中进行考察,便能够发现:所有这些网络价值冲突,都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一种不安与自我调适。

现代性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语。但在这里,它指的是关于现代社会制度的一揽子解决方案。比如,现代性在政治上追求宪政,在经济上发展市场经济,等等。按照安东尼·吉登斯的理论,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分。“在现代性的情景下,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,被探索和建构。”(参见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》)而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说,现代性是一项“未竟的工程”。此外,还可以用“流动的现代性”(齐格蒙特·鲍曼)或“多元现代性”(S.N.艾森斯塔特)等理论来描述。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的:社会及其成员是现代性建构的积极参与主体。

换句话说,国内网络上风起云涌的价值冲突,并不像有人担忧的,对现代社会所汲汲追求的普世价值构成了威胁。本质上,它不过实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构进程。这些价值冲突,既是社会变动的产物,同时也是推动现代性进程的力量。

而在某种意义上,这更像是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种“生活政治”。(与此相对应的是“解放的政治”,详见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》)你可以把“生活政治”理解成“生活方式的政治”。不过,吉登斯下的正式定义是:“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,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,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,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。”

网民对社会诸问题的回应,就是一种“生活政治”。因为,公民就是网民的现实身份,而网民则是公民的“昵称”。那么,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,现在可以下这样的结论:互联网既非天使,更不是魔鬼。它只不过如实地、集中地反映社会现实,并且具备“同步更新”的功能。或者说,网络世界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镜像站点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我更愿意将发生于中文网络上的价值分裂-重建的动态进程,看作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“网络镜像”。人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自我,还能够在上面写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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